第五十一章 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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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普鲁士由小而大，由弱而强，还因为它推行军国主义政策。
1653年，腓特烈·威廉与容克贵族达成协议：允许容克对农民行使警察权和裁判权；容克则同意选帝侯征收“军事税”，以便创立常备军。在这个协议中，选帝侯也同意让容克担任常备军的军官。从此以后，容克就与普鲁士军队结成不解之缘。从腓特烈·威廉以来，普鲁士国家就变成一架强大的军事机器。到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时期，普鲁士军队的数目几乎增加了一倍，达85460人，相当于全国居民的4。在当时的柏林，军队在人口中的比例高达五分之一。在全欧，普鲁士在人口方面占第13位，但是其军队的数目却占第4位，国家财政收入的34都用在军事上。在军队中实行盲目服从，容克出身的军官可以任意鞭挞士卒，有些士卒往往因不堪军官的虐待而自杀。平时军纪甚严，但是一到战时，军官却纵容士兵烧杀掠夺。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是与容克阶级紧密相联的。容克阶级积极支持军国主义政策，这是因为这个政策给他们带来许多利益：第一，实行军国主义及侵略扩张，他们就可以获得新的地产。第二，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张，行政管理机构也就扩充起来，这就为容克的子弟提供了更多的当官机会。第三，加强军事力量，也相应地增加了军官的数目从而为容克的子弟提供了更多的军官职位。
容克阶级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他们的经济力量是建立在农奴制上面的。德意志的“农奴制第二版”在普鲁士表现得最为突出。从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期，普鲁士，特别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又农牧化了。他们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被迫向地主提供劳役地租及代役租。农奴每周要在领主的土地上劳动4～6天。1710年一个官员在报告中写道：“地租、劳役、租税、士兵驻扎和贡赋等经常增加，人民很难维持下去；农奴一直很穷而且越来越穷，一如既往，最后他们无可奈何只好逃跑……”
农奴制强化了容克的政治统治地位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奴制是一种野蛮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农奴不仅无偿的为地主服劳役，还要自备牲畜和农具，他们的财产任意被剥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禁锢在地主的田庄里不许迁徙。通常认为，农奴制的存在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制度置于普鲁士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的话，却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今人可以批评腓特烈二世在普鲁士“强化军事容克地主的制度，以及向其臣民推行奴性教育”是历史的倒退，但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当时普鲁士王国的柱石是贵族，而贵族的实力就在于占有广大的地产和对农奴的剥削。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农奴制就没有容克，而没有容克的支持，强大的普鲁士王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容克经济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容克地主垄断了粮食出口，同时还免付出口关税。在普鲁士军队中，容克则占据了所有的军官职位。普鲁士的农奴制与早期农奴制不同，它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随着粮食和各种农产品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以及价格上扬，农业生产变得有利可图。于是容克地主便开始抢占农民土地，合并成大田庄，面向市场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
农奴制体现的只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凸显了普鲁士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特色。而这一政治体制保证，对于任何一个近代欧洲强国的崛起都是必不可少的。彼得一世治下的俄国如此，路易十四统辖的法国亦然，普鲁士也不例外。
因此，容克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并成为唯一能够担负起领导民族统一大业的阶级。
普鲁士是一个容克国家，市民阶级在这里的力量非常微弱。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使工场手工业发展缓慢，其在国家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0，而且它们的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公贵族的生活消费和政府军队的开支；另一方面，当18世纪末英法早已克服行会的传统束缚时，德意志的手工业却仍为行会所控制，古老的法规和条例还在严格的执行，一切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路径都被封建桎梏无情的堵塞。经济上的这种依赖性以及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造成了德意志资产者在政治上对封建权力的怯懦性和卑躬屈膝。
农民也无力反抗强大的封建王权。1625年德国曾爆发了农民战争，但最终被残酷镇压下去，而三十年战争则彻底摧毁了农民阶级最后的反抗力量，地主成为农村唯一的主人，强迫农民服劳役的农奴制度变成了德意志的普遍制度，而这种状况在普鲁士表现的尤为突出。
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把德意志各地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以便推进革命。但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散的德意志不存在这种条件。当时德意志工人阶级还很不成熟，他们中大部分人仍是手工业者，而且基本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1848年革命在整个德意志都被镇压下去，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
1848年革命失败后，尽管普鲁士没有像奥地利那样恢复纯粹的君主制，而是维持了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但贵族仍在这个联盟中保持了领导地位，国王则依旧拥有无上的权威。虽然存在议会，但上院贵族院是由国王指定的显贵组成，而下院众议院又借助不平等的三级选举制保证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多数地位，因此，普鲁士的君主就打着民主的幌子得以延续，甚至还有所巩固。
既然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无力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而力量尚十分弱小的无产阶级又在政治上远没有成熟，那么这一任务便历史的落在了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容克的身上。
普鲁士的官僚系统也是靠军队的力量建立起来的。
本来普鲁士一些地区的征税权掌握在各领地的等级会议手中，但是腓特烈·威廉却靠武力征税。他曾派军队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克列夫兹和马尔克接受了新税。接着，他把这种新税变成事实上的永久性税收，从而剥夺等级会议最主要的职权——收税权。最后，由于各地税款主要用于军队开支，他就把税收事务交给军方去办，为此组建军事总部，下面设军事财务处，向各地派遣军官，负责征税。这些军官用军事命令的方式进行工作，很快把工作范围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并把各地原有的行政机构排挤到一边，其中包括各领地等级会议和市镇自治当局。
通过军事总部，腓特烈·威廉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官僚行政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灵魂是军队。
1723年他设立直属国王的“财政、军事与王室领地最高总管理处”，作为管理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这位“军曹国王”用管理军队的方法管理国家，认为君主最懂得他的人民需要什么。他曾说：“朕乃君主，故可为所欲为。”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发展成高度集权的国家，军营式的纪律与等级制度支配整个社会生活。所谓的“普鲁士精神”到这时已完全成形了，它的公式是主义加上军国主义。
普鲁士演变成一个军人和官僚的国家，它是一个和人的本性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斗争的产物，一个产生于战争和为了进行战争的国家。高度井然有序的机械手效率与关于政治服从以及受命于天的统治者负有义务的传统观念结合在一起。
普鲁士诸王有这样一句话：“普鲁士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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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普鲁士由小而大，由弱而强，还因为它推行军国主义政策。
1653年，腓特烈·威廉与容克贵族达成协议：允许容克对农民行使警察权和裁判权；容克则同意选帝侯征收“军事税”，以便创立常备军。在这个协议中，选帝侯也同意让容克担任常备军的军官。从此以后，容克就与普鲁士军队结成不解之缘。从腓特烈·威廉以来，普鲁士国家就变成一架强大的军事机器。到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时期，普鲁士军队的数目几乎增加了一倍，达85460人，相当于全国居民的4。在当时的柏林，军队在人口中的比例高达五分之一。在全欧，普鲁士在人口方面占第13位，但是其军队的数目却占第4位，国家财政收入的34都用在军事上。在军队中实行盲目服从，容克出身的军官可以任意鞭挞士卒，有些士卒往往因不堪军官的虐待而自杀。平时军纪甚严，但是一到战时，军官却纵容士兵烧杀掠夺。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是与容克阶级紧密相联的。容克阶级积极支持军国主义政策，这是因为这个政策给他们带来许多利益：第一，实行军国主义及侵略扩张，他们就可以获得新的地产。第二，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张，行政管理机构也就扩充起来，这就为容克的子弟提供了更多的当官机会。第三，加强军事力量，也相应地增加了军官的数目从而为容克的子弟提供了更多的军官职位。
容克阶级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他们的经济力量是建立在农奴制上面的。德意志的“农奴制第二版”在普鲁士表现得最为突出。从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期，普鲁士，特别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又农牧化了。他们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被迫向地主提供劳役地租及代役租。农奴每周要在领主的土地上劳动4～6天。1710年一个官员在报告中写道：“地租、劳役、租税、士兵驻扎和贡赋等经常增加，人民很难维持下去；农奴一直很穷而且越来越穷，一如既往，最后他们无可奈何只好逃跑……”
农奴制强化了容克的政治统治地位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奴制是一种野蛮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农奴不仅无偿的为地主服劳役，还要自备牲畜和农具，他们的财产任意被剥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禁锢在地主的田庄里不许迁徙。通常认为，农奴制的存在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制度置于普鲁士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的话，却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今人可以批评腓特烈二世在普鲁士“强化军事容克地主的制度，以及向其臣民推行奴性教育”是历史的倒退，但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当时普鲁士王国的柱石是贵族，而贵族的实力就在于占有广大的地产和对农奴的剥削。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农奴制就没有容克，而没有容克的支持，强大的普鲁士王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容克经济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容克地主垄断了粮食出口，同时还免付出口关税。在普鲁士军队中，容克则占据了所有的军官职位。普鲁士的农奴制与早期农奴制不同，它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随着粮食和各种农产品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以及价格上扬，农业生产变得有利可图。于是容克地主便开始抢占农民土地，合并成大田庄，面向市场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
农奴制体现的只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凸显了普鲁士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特色。而这一政治体制保证，对于任何一个近代欧洲强国的崛起都是必不可少的。彼得一世治下的俄国如此，路易十四统辖的法国亦然，普鲁士也不例外。
因此，容克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并成为唯一能够担负起领导民族统一大业的阶级。
普鲁士是一个容克国家，市民阶级在这里的力量非常微弱。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使工场手工业发展缓慢，其在国家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0，而且它们的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公贵族的生活消费和政府军队的开支；另一方面，当18世纪末英法早已克服行会的传统束缚时，德意志的手工业却仍为行会所控制，古老的法规和条例还在严格的执行，一切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路径都被封建桎梏无情的堵塞。经济上的这种依赖性以及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造成了德意志资产者在政治上对封建权力的怯懦性和卑躬屈膝。
农民也无力反抗强大的封建王权。1625年德国曾爆发了农民战争，但最终被残酷镇压下去，而三十年战争则彻底摧毁了农民阶级最后的反抗力量，地主成为农村唯一的主人，强迫农民服劳役的农奴制度变成了德意志的普遍制度，而这种状况在普鲁士表现的尤为突出。
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把德意志各地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以便推进革命。但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散的德意志不存在这种条件。当时德意志工人阶级还很不成熟，他们中大部分人仍是手工业者，而且基本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1848年革命在整个德意志都被镇压下去，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
1848年革命失败后，尽管普鲁士没有像奥地利那样恢复纯粹的君主制，而是维持了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但贵族仍在这个联盟中保持了领导地位，国王则依旧拥有无上的权威。虽然存在议会，但上院贵族院是由国王指定的显贵组成，而下院众议院又借助不平等的三级选举制保证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多数地位，因此，普鲁士的君主就打着民主的幌子得以延续，甚至还有所巩固。
既然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无力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而力量尚十分弱小的无产阶级又在政治上远没有成熟，那么这一任务便历史的落在了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容克的身上。
普鲁士的官僚系统也是靠军队的力量建立起来的。
本来普鲁士一些地区的征税权掌握在各领地的等级会议手中，但是腓特烈·威廉却靠武力征税。他曾派军队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克列夫兹和马尔克接受了新税。接着，他把这种新税变成事实上的永久性税收，从而剥夺等级会议最主要的职权——收税权。最后，由于各地税款主要用于军队开支，他就把税收事务交给军方去办，为此组建军事总部，下面设军事财务处，向各地派遣军官，负责征税。这些军官用军事命令的方式进行工作，很快把工作范围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并把各地原有的行政机构排挤到一边，其中包括各领地等级会议和市镇自治当局。
通过军事总部，腓特烈·威廉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官僚行政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灵魂是军队。
1723年他设立直属国王的“财政、军事与王室领地最高总管理处”，作为管理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这位“军曹国王”用管理军队的方法管理国家，认为君主最懂得他的人民需要什么。他曾说：“朕乃君主，故可为所欲为。”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发展成高度集权的国家，军营式的纪律与等级制度支配整个社会生活。所谓的“普鲁士精神”到这时已完全成形了，它的公式是主义加上军国主义。
普鲁士演变成一个军人和官僚的国家，它是一个和人的本性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斗争的产物，一个产生于战争和为了进行战争的国家。高度井然有序的机械手效率与关于政治服从以及受命于天的统治者负有义务的传统观念结合在一起。
普鲁士诸王有这样一句话：“普鲁士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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